嘉禾县这几年中小学教师资源分配不太合理，为了扭转这一现象，县教育局接连出台了许多政策。先是前几年在全县各中学实行“末位淘汰制”，被“淘汰”的教师到小学去支教，结果由于上面政策不明，下面“黑箱”操作重重，改革很不成功，还被弄到省红网去，闹得沸沸扬扬。去年与县委、县政府一起出台了“阳光支教、快乐支教”，选送了全县120多位优秀教师，在县教育局的敲锣打鼓下，佩戴大红花，高高兴兴去支教了。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笔者作为一名中学教师，见证了下面中学的各种“土政策”。在去年为了响应教育局的“阳光支教、快乐支教”，学校制定了两条“土政策”：一、在经济上每月由学校报销40元的差旅费;二、职称评比、评优、评先教学成绩以参评人员最高成绩同等记分。一时间，“既可得经济实惠，又可优先评职称”传遍了校园，扎根在每个教师的心窝。全校掀起了“支教热”，短短时间全体教师至少有三分之二报了名。与以往的“末位淘汰”相反，此次下去的全是“骨干教师”，文科教研组长下去了，初三政治把关教师下去了，年轻美丽的女教师也下去了。问及原因，大家都在传递着一个声音：“从上到下政策好，我们心里温暖。”

　　一年的支教时间弹指间就结束了，回味起来酸甜苦辣杂味俱陈。感受最深的是农村小学教育条件太差、师资力量太弱、教师待遇太低、农村孩子受到的关爱太少。笔者支教所在的龙潭中心小学欠教师太多，用原中心小学校长的话说：“再来100个教师我们也受得起。”尤其像偏远的马家坪小学、梓木小学、木岭小学、冲下岭小学等几乎都是只有一个公办教师在独立支撑，其余所欠的教师只能由代课教师充任，而且很多老教师都已经有五十八九了，处于退休的边缘。小学教师的“代谢”摆在眼前，“新陈”何以解决迫在眉睫。

　　今年暑假，笔者参与的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涯算是尘埃落定，在职称评比上也如愿在校内站队第一名，在校内引起较大反响，尤其对于一些今年在支教问题上处于观望的教师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但也有部分教师有其他的纷争，笔者觉得有必要说两句。

　　在电脑里输入“政策”一词，得到的解释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我们的党在各个时期因时因势制定了不少的政策，惠泽民祉，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新民主主义时期制定的“土改”政策，让解放区掀起了“参军热”，青壮年十去其八;中国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提出与实践，则实际地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和繁荣;而在1978年末，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年仅25岁的葛玉桥扛起“任务到户、责任到人，先迈一步、宁可头丢”的红旗，做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掀起了后来中国农村的改革。

　　政策的制定可谓煞费苦心，而对于社会，对于受施者来说，政策的延续性更为重要。今年胡主席深圳之行的意义何在?在“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一世纪看山东”的背景下，显得尤其振奋人心，因为他带去了党中央的关心，带去了中央对特区的一种态势，带去了中央对改革政策的一种一以贯之的方向。回顾深圳特区的历史，从 1980年8月26日，中央正式批准建立4个经济特区起，倾注了党中央几代领导人的关怀，从第二代领导人的“一百年不动摇”，到第三代领导人的“决不动摇，决不改变”，到现如今第四代领导人在特区建立30周年的重要讲话，足以见证党中央政策的一贯性。

　　今天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没有石头可摸了,可供选择的路很多,要么架桥,要么弄舟,要么修隧道,就是要有勇气解放思想。改革的实质是上面要给足政策，下面才敢解放思想。我县在今年根据“建设湘南城乡一体化先行区”发展目标需要，成立六个专题调研组和一个“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对县里的产业发展和事业振兴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然后利用研讨成果，科学规划建设“一园五区”产业承接和发展平台。引导返乡创业从业1.1万人，创办返乡企业920余家，占全县总企业的71.29%，固定资产投资额68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市第一。目前，“一园五区”累计引进企业136家，完成投资6.96亿元。嘉禾因此相继被命名为“湖南省铸造产业基地”、“中国铸造产业集群试点县”。正所谓“山青水秀禾仓美，政策利好嘉禾兴”。

　　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人的一时得失算不了什么，当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以葛玉桥为首的21户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将土地承包了，他们根本没有会想到会创造历史。是啊，在我国经济改革建设中有许多像葛玉桥那样不为人知的先驱，或更早的，他们的事迹能感动亿万中国人，正是因为他们发扬了一种敢拚敢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郴州精神”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