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振亮

　　在我依稀有了记忆开始，我就会屁颠屁颠地跟在爷爷后面，看他一手提着装满白石灰水的小木桶，一手攥着一把掉落了高粱须的秃头扫把杆，按照大队干部指定的位置，抬手在墙壁上“刷刷刷”地写着标语。一堵墙壁写下来后，白石灰水都会顺着爷爷的手臂流进颈骨、腋下。

　　爷爷那时成分高，等我深谙世事了，才知道那是乡村干部把爷爷写字、拟对联作为“劳动改造”的差事。新故相推，三四十年的风霜雨雪过去，在我老家的一些旧墙上，仍可或明或暗地见到爷爷留下的“笔墨”。

　　那段不明不白的日子结束后，山村的天空变得晴朗。

　　爷爷爬墙爬楼爬梁爬电杆写标语的活计少了，只是在别人家有婚丧喜庆事宜的时候，才会请他去“露一手”。有年春节前夕，不知是爷爷手痒，还是看着我辍学后无所事事，等全家人围坐在炭火炉旁时，他抛出了一个令我及家人都兴奋的话题：卖字去。

　　爷爷说的“卖字”，就是去卖对联。

　　说做就做。我从老爸那里要了二十块钱，次日就跑到镇上的百货商店买来一捆红纸、两支毛笔、三瓶墨汁和一卷用来捆扎对联的红色纤维绳。

　　准备工作就绪，我们爷孙俩都做起了“发财梦”。我在一旁照着爷爷的吩咐，裁纸、接纸、折样。爷爷则在饭桌上铺开红纸，一条条地篆写着。几个小时过去，我们家里的地上、床上、凳子上、碗架上，只要有空闲的地方都铺满了墨迹未干的春联，整个房间都塞满了墨香味。

　　躺在床上，我一个晚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副对联能赚多少钱。次日大早，我“不用扬鞭自奋蹄”，按照七字、九字、十二字等规格，收拾好爷爷写的对联，找来读书时用过的背包，沿着山路，一脚深一脚浅地赶到圩场去“卖字”。吉星高照。第一次出手，卖了三十多副，回来掰着指头掐算，足足赚了一百来块钱，相当于老爸那时卖一个星期面条赚的钱。全家人都乐了。

　　初战告捷，兴趣大增。这天晚上，爷爷又跟我说：“靓仔，你明天到百货商店再去买些金黄色或天蓝色的水彩回来，我把对联写好后，你再来描描边，这样的话，整个对联就有立体感，抢眼很多，好卖些，价格也会高一些。”爷爷说得有道理，我便去镇上的百货商店买回了几瓶水彩。

　　到了晚上，爷爷要我给对联添加“外套”，让对联像山里妞进城一样的洋气些。我虽然之前看过爷爷在墙壁上描画字体，可这次真的要“大姑娘上轿”，我先是心跳加速，既而握着笔的手，就像村里人得了“鸡爪病”，抖个不停。

　　刚开始，爷爷站在我身边一笔一划地指导，我的描红还能勉强过得去。等爷爷到门后边小便去了，我的手就失去了轻重，把爷爷写得隽永、遒劲的字体描画得或“粗腰短腿”，或“细眼浓眉”。爷爷见后，哭笑不得，但没有责怪。

　　时隔两天，是隔壁县一个老圩场的赶集日，按照往年习俗，那里的人贴春联的氛围很浓，我和爷爷便去那个老圩场“卖字”。到了圩场，我在一家商店的窗户外，拉起一条纤维绳，把一副副大红春联用夹子绑夹到绳子上，静候客户的挑选。时间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过去，圩场上的客人都只是站在对联前品头论足，就是没人掏出“银子”带走几副对联。

　　眼看着就要散圩，脚板冻成木头都不管，我的肚子也“叽里咕噜”叫起来，前几次在本镇赶圩时的高兴劲儿像被丢进了老家村口的花溪河，不见了踪影。

　　直到下午两点左右，突然走来几位上了年纪的人，经过近半个时辰的考究，他们每人买走了两至三副。拿着收入囊中的区区二十块钱，我赶紧跑去饮食店，花了一块五毛钱往肚子里倒进了一碗米豆腐，暖和肠胃。

　　那天，我直走到灶火照亮了堂屋，才疲惫地挪回家……

　　人生路上处处是考场。那次“卖字”，真的成了我奋进路上的一笔珍贵盘缠。